美国畸形秀:身心障碍为何成了“恐怖故事”

发布日期:2022-08-28 03:48   来源:未知   阅读:

  在19世纪美国文化史上,畸形秀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大多数人知道“畸形秀”是因为热门美剧《美国恐怖故事》的第二季的主题就是“畸形秀”。而在美国,“畸形秀”家喻户晓。

  从美国文化史的角度看,“畸形”这个翻译并不准确。因为在当时的“畸形秀”里,表演的人物不仅包括巨头、侏儒、连体,这些我们今天视为疾病或体障的生理现象。在19世纪末美国医学现代化和专业化之前,他们被一概统括为畸形。此外,畸形秀演员还包括了一些长相怪异或是其他方面怪异的人。

  例如,当时有一位秀场明星叫作乔伊斯•海斯(Joice Heth),据称她有161岁,曾经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保姆。如此长寿,且抚育伟人,自然能够引起观众们的兴趣。不过,她死后的法医解剖表明她的岁数其实不到80,其传奇故事也属于经纪人的炒作。

  又如,现在所称的“异装癖”也是畸形秀场的好题材之一。显然这些人的特征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畸形。与此同时,“freak”或者“freaky”在19世纪英语语境中的含义,更接近于“不正常”或者“非常”。所以,笔者以为“freak show”翻译作“怪人秀”更为恰当 。

  在美国畸形秀历史上,英和常(Eng and Chang Bunker)这对连体兄弟十分著名。他们是华侨后代,成长在暹罗(今泰国),称为暹罗兄弟(Siamese Twins)。他们在幼年时被演出组织者“买”到美国,开始表演生涯。这对连体兄弟通过卖“丑”,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成名后,他们在北卡罗莱那购买了自己的庄园,并拥有自己的土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庄园主。1843年他们与一对名叫阿德莱德和萨拉(Adelaide and Sarah Yates)的白人姐妹结婚,还生下21个孩子,繁衍至今。根据美国学者爱丽斯•德雷格(Alice Dreger)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后代中并没有出现“连体”现象,因此他们的“畸形”并未遗传。不过,随着内战爆发,他们也同大多数南方奴隶主一道,失去了土地和财富。

  1874年,兄弟两人去世,他们的“畸形”的身体随即成了医学界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尸体在下葬前被送往费城医学院解剖,促进了美国连体婴儿分离方面的研究。这所学校培养了埃弗雷特•库普(Everett Koop)等美国小儿外科方面的杰出专家。他们所共享的肝脏被放置在医学院的穆特博物馆(Mutter Museum)博物馆,展览至今。

  在传统观点中,畸形秀在20世纪的衰落,被认为与现代医学观念的兴起有关。但正如身心障碍学者辛西娅•吴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早在畸形秀的兴盛时期,暹罗兄弟这样的“畸形演员”的身体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所以才会在死后迅速得到解剖分析。

  威廉•亨利•约翰逊(William Henry Johnson),是著名的畸形秀表演组织者巴纳姆(P. T. Barnum)手下的当家明星。他的特点是头形怪异,因此艺名叫钉子头兹普(Zip the Pinhead)。他出生在新泽西的的非裔美国人家庭,因此是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但是在畸形秀的舞台上,他却被描述为未开化地区的土著。不过出于不同场合的需要,他的身份一再变换:在伦敦演出时,他被称作加利福尼亚的野人;在纽约,他则摇身一变成为非洲从林来的土著。

  按照“畸形秀”研究权威学者罗伯特•波格丹(Robert Bogdan)的观点,畸形秀的表现模式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异域(exotic)模式,表演的内容主要是原住民的原始和野蛮特色。一类是夸张(aggrandize)模式,主要是丑化社会上层。显然,约翰逊属于前者。这种表演迎合了当时大众对于其他文化的猎奇心理,以及“文明”人对于“野蛮人”的想象

  查尔斯•斯特拉顿(Charles Stratton)也是畸形秀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表演者,他的“特色”是天生个头矮小,如同孩童一般。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他成年时的身高约40英寸。但在舞台上,他扮演的是大拇指汤姆将军,地位显赫,相貌却如孩童。他的身材和身份之间张力,构成了他本人的主要卖点,用流行的话讲就是“反差萌”。

  1863年,他和另一位天生矮小的畸形秀表演者拉维尼亚•沃伦(Lavinia Warre)举行婚礼,在纽约轰动一时,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焦点。此后,在他的畸形秀表演中,里加入了“大拇指汤姆将军的婚礼”这样一个的固定环节。

  很显然,查尔斯•斯特拉顿代表了波格丹所称的“夸张”模式。畸形秀的出现,不仅源于19世纪美国人对于“非文明”世界的好奇和想象,也源于“市场革命”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和矛盾。作为演出组织者,只是在迎合受众的口味:这些身居高位之人在舞台上就像“小丑”一般被戏弄,以此满足普通人的阿Q心理。

  一如现在的艺人受到演艺公司的盘剥,19世纪的畸形秀演员也未能幸免。他们大多数是幼时被演出组织者看中,并花钱“买入”旗下,然后训练成为“畸形”演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只是一种供人取乐的商品。因此,不同组织者之间的交易十分常见,演员的地位实际与奴隶相近。在训练过程中,一如中国传统的戏班子,打骂现象也很普遍。

  与此同时,畸形秀明星也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扰。一方面,作为演员,他们收入颇丰,至少可以过上中产以上的优沃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终身难以走出“畸形”的阴影。例如查尔斯•斯特拉顿,虽然他的身材就像一个5岁的孩子,但他拥有成年人的正常心智。这时,曾经作为卖点的“反差”就成为了痛苦之源。

  进入20世纪,受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的畸形秀逐渐衰落。生理上的“畸形”由“怪异”变为了病态乃至社会威胁,并被上升到国家高度。

  在20世纪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纳粹德国曾经对于同性恋等“劣等”群体实行肉体消灭。这种思想乃至实践,其实都发源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优生学虽然发端于英国,但是兴盛却是在美国。20世纪初美国社会掀起了关于是否要杀死有生理缺陷的新生儿的大讨论。发明电话的贝尔、本身就是体障人士的海伦•凯勒都站在了支持的一方。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畸形”不再是合适的“观赏”对象,而成了“文明”稳定性和“种族”纯洁性的大敌。但是,“畸形秀”的内核并没有随之衰落,而是融入到19世纪末兴起的电影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

  在好莱坞的早期黑白电影中,将身心障碍者描绘为“怪物”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科学怪人”弗兰克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为普遍的“怪人”形象就是那些由于疾病造成的残疾和各种“侏儒”。很显然,这些形象不仅是一种外貌的奇特,还往往指向内心的扭曲和邪恶。因此电影里的“畸形”往往用于渲染恐怖气氛,或者解释反派人物的负面动机。在艺术表现上,“畸形”将身体上的差异推广到了心灵上的“不健全”。

  在二十世纪,“畸形秀”的另一个遗产是“电视马拉松”(telethon)。自20年代60年代以来,美国电视屏幕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节目:数个明显肢体或智力障碍的男女孩,以一副楚楚可怜的形象站在台上。一个主持人则大声疾呼:“看看这些可怜的孩子,你只要打进电话捐款,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在经典美剧《老友记》和《宋飞正传》中,乔伊和宋飞都曾经现身此类节目。由于这种节目往往持续时间极长,例如播放了40余年之久的“杰瑞•李维斯MDA劳动节电视马拉松(The Jerry Lewis MDA Labor Day Telethon)”,每期时间就长达20多小时,故而被称为telethon(television+ marathon)。抛开其慈善目的不谈,它首先是一种“秀”,目的是博取观众未必廉价的同情。因此,组织者愿意让儿童站在台前,并尽可能地展示其悲惨命运。

  但是,自1970年代兴起的“身心障碍权利运动” 以来,这种将“身心障碍者”打上“可怜”、“无依无靠”和“潦倒”等标签的做法,在学界屡受批判。作为权利运动的主要成果,美国国会颁布的《1990年身心障碍美国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简称ADA)则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是这种节目并没有因此在美国消失。

  与“畸形秀” 相比,这种节目似乎并没有那么“丑恶”。但无论是“畸形秀”抑或“电视马拉松”,都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产物。无论以何种名义,坐在电视机面前的健全人,其实都是在用手中的金钱换取粗俗的愉悦或者虚伪的升华。这并不能改变背后的歧视心态。

  “畸形秀”中的表现模式,如“异域”,则走出了纯粹的艺术世界。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上,美国展区就公开展示了一批菲律宾土著的生活。这种展览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展现美国的强大,和殖民菲律宾的成果。从中我们可以辨认出波格丹的“异域”模式。当美国人将自己的“文明”视为正常时,土著居民的“野蛮”就成为一种怪异和新奇的存在。相较于畸形秀,世博会的展览将这种行为上升到了国家行为。1904年正好处在美国历史上的“进步”运动时期。各种名为进步,实为“进化”的社会运动,以各种(新移民、黑人、妇女、身心障碍者)为垫脚石,促进了美国的“文明”。

  畸形秀表面上是塑造了“不正常”的舞台形象,以取悦观众。但事实上,它塑造了观众的形象:观众席上的正常人形象构建,有赖于舞台上下的对比。一如美国史家埃德蒙•摩根所言,内战前美国白人的自由身份的构建,依赖于对非裔美国人的奴役。畸形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在资本主义残酷的竞争中,总有人沦为不幸的群体。畸形秀满足了这些人的“虚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畸形秀绝非一个特殊案例,它代表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一种风貌。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愈发明晰。在这个框架下,华人被视为不正常、妇女被视为“不正常”、黑人被视为不正常。在19世纪的排华语境中,华工被视为天生的“奴隶”,“地位低贱“、“不可规化”。就连华工喜食米饭的习惯,也被拿去和白人食肉习惯相对比,成为“低贱”的标志。至于妇女,则被视为天生在生理和心理上劣于男性。例如,当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那些从男性立场出发的反对者,就视妇女与“白痴”、“疯子”和“罪犯”同列,因而“不配”享有选举权。